[思考]左or右

“我们的路线是否出现问题？”这个问题，本不该成为禁忌。文革结束后，国家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转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也改善了整体物质水平，但同时也埋下了新的矛盾。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在高速增长的表象之下，阶级分化重新加剧，贫富差距扩大，资源分配不公，底层劳动者在发展成果中的话语权和获得感并未与经济规模同步提升。

在一些地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愈发紧密，公共资源被少数人攫取，基层治理形式化、行政化问题突出。部分领导班子脱离群众，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制度执行在现实中被关系、人情和利益所扭曲。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教育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使“共同富裕”在很多普通人眼中变成遥远口号。工人、农民和新兴的灵活就业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承受着不稳定、低保障与高强度的多重压力，阶级结构正在以新的形式固化。

如果路线偏离了最初“为多数人服务”的目标，那么再华丽的增长数据，也不过是新的不平等的包装。真正需要被检讨的，不是人民的诉求，而是我们是否还在坚持那条为劳动者争取尊严与权利的根本路线。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并不只是个人品德滑坡或少数干部变质那么简单，而是结构性转向带来的连锁反应。长期革命动员状态结束后，社会进入常态化治理阶段，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从“革命叙事”逐步转向“发展绩效”。当发展被置于中心位置，效率逻辑自然压过平等逻辑，资源配置开始更多向资本、技术与城市集中，基层群众的组织化程度下降，原有的群众监督机制逐步弱化。干部考核更多围绕GDP、招商引资和短期成果展开，客观上鼓励了急功近利和政绩冲动，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制度在设计上强调稳定与增长，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阶级再分化的约束。

放在更大的历史坐标中看，这一变化也与冷战格局的终结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退潮有关。苏东剧变、东欧转向，使“红色道路”的外部支撑迅速消散。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相继受挫，给纯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和现实压力。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强化了市场逻辑的“唯一正确性”叙事；另一方面，原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制度僵化、官僚化问题被反复放大，成为否定整个道路的证据。结果是，不少国家在现实选择中逐步退回到“以市场换效率、以增长换稳定”的折中方案，却缺乏对公平与阶级问题的系统性纠偏。